2011年Alessandro Liberati,一位臨床研究統計學者,同時也是Italian Cochrane group的創始者,在他的多發性骨髓瘤復發後,企圖在網路搜尋相關的臨床實驗,但是卻一無所獲。他發現並沒有哪個臨床實驗直接比較兩種治療藥物或者策略,以便讓他或他的醫師決定何者是最好的治療。他的文章刊登至英國腫瘤期刊Lancet,主張學術研究者應該針對第三期的臨床實驗進行一對一比較,而並非為了爭取第一期臨床實驗的經費而彼此競爭。他同時建議重新界定臨床實驗計畫,加入病人的觀點,利用合作方式納入所有利益相關者,並且開始客觀的分析正在進行中的臨床實驗。

事實上,在Liberati投書前兩年,Lancet即已刊出一篇報告, 作者為Iain Chalmers, Cochrane Collaboration的創始者,以及Paul Glaziou, 當時領導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-based Medicine。他們指出85%的臨床實驗並不能讓我們更能了解何者是最好的治療策略或照護。他們以膝蓋關節炎為例,超過80%的隨機臨床實驗是與藥物評估有關,但是只有約9%的病人覺得藥物評估是重要的,絕大部分的病人對於物理復健與手術更感興趣。

Richard Morley是英國約克大學的專家,專長領域在於病人與公共的研究參與。他認為一般研究計畫都是藥廠或者研究者本身感興趣的,如此的作法無可厚非,但是未必是病人或者醫療專業人士所需要的。Morley多年來擔任James Lind Alliance Priority Setting Partnership的主持者。James Lind Alliance Priority Setting Partnership主動開始整合病人、照顧者與研究人員,共同界定什麼是研究計畫中最重要、最需要回答的問題。

讓病人倡議者參與研究過程並非創舉,但是傳統上,病人倡議者的角色被限制在草擬知情同意書,等到研究者徵詢病人意見時,大部分較為重要的決定早已底定。研究者經常低估招募志願者的困難,他們也不了解參與臨床研究對於病人會是什麼樣的負擔。所以到底是什麼會讓病人有動力參與臨床實驗?也許是因為病人必須相信臨床實驗可以為他們帶來一絲機會,或者可能在未來可以改善情況?對病人來說,重要的是好的研究計畫,而不是沒有意義的計畫。若是計畫專注於與病人相關,如何讓病人更好,那麼招募自然就容易許多。因此,與其如何正確的做事,倒不如做正確的事情。

在英國National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正在做正確的事,在那裡病人倡議參與已建立在其結構體系內。NCRI讓從事癌症研究的公共與慈善團體成為策略性的合作夥伴。NCRI的優勢在於能夠推動合作性portfolio的方式,來制定臨床研究的規劃與內容,並且訓練與指導病人倡議者在整個過程核心扮演重要角色。讓病人參與,也就代表病人能夠指認出所需要研究的問題,並且在研究發展皆能夠持續發聲。

另一方面,European Academy on Therapeutic Innovation正致力於增加病人倡議者的能力,使他們能夠更有效的參與臨床研究,不論是在倫理委員會或者程序監控。

能力培訓計畫分為三階段。第一階段是教育與培訓100位病人專家有關臨床研究的複雜程序,從基本的分子發展到後市場與健康科技的評估。第二階段的訓練是各國的病人倡議者能夠使用網路資源,在自己的國家幫助病友團體學習有關臨床研究。這些資源有七國語言,並且根據參與的12國家做區域性的調整。第三個階段的目標是100,000位民眾。知識工具包、新聞故事等,幫助一般大眾了解與使用各自的醫療體系。

知識即是力量。想要成為病人專家,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與建立信心。但是即使病人倡議者擁有有關臨床實驗的知識,並不表示研究者即會為他們敞開大門。研究者需要調整心態,願意傾聽病人的聲音,而不侷限在知識的白色巨塔中。

有人將這類的改變稱為革命,而且革命的號角既已響起,就沒有回頭的可能。這些在歐洲所進行的改變,是否也能在台灣看到?除了臨床實驗,病人又有何處可以發聲?這些都是我們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
備註:此文章的資料來源為刊登於Cancer World第66期,”Welcome to the Revolution! Researchers and patient advocates are finding better way to work together.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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