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ne是我最喜歡的女生英文名字。中文可以翻譯成”安”,簡潔又完整的表達我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-一個女子在屋簷下就是平安;一個家庭的妻子、母親,是安慰、安穩,是柔順如水,也堅毅如石。這個名字又因為暢銷小說-Anne of Green Gable,增添慧黠、生動的色彩。我對這個英文名字真的有很深的良性偏見,覺得每個名叫”安”的女人,都是嫻雅動人的。偏偏一個令我最感到頭痛的病人居然叫做Anne。雖然她一年只來看診一次,卻足以讓我們整個辦公室人仰馬翻。

Anne在兩年前第一次來看病;是乳癌十五年追蹤。她不滿意她的腫瘤科醫師,決定轉來我的醫院。她的腫瘤很小,是賀爾蒙受體(hormonal receptors)陽性的乳癌。在腫塊切除術(lumpectomy)後,她接受放射線治療,但是拒絕賀爾蒙治療(Tamoxifen),理由是她從不吃藥,八十歲的她,以此為傲。在我進診間看她之前,她已經騷動了候診室及診查室。她是舉世罕見的疑心病人,從註冊報到,等候看診,到挑她認可的診間,樣樣吹毛求疵,樣樣不滿意。這樣虛張聲勢的人,往往是內心很孤單寂寞的。這位”安”女士,頭髮梳理的一絲不苟,適當的眉彩腮紅,看得出她年輕時的亮麗風彩。她的先生已經過世多年,她膝下無兒女。她在抱怨了我們醫院一長串缺點之後,告訴我她忙碌的日常生活。她一個人住在她先生去世後的大宅院;她說她不信任清潔工;每天忙著打掃家裡,很以自己的潔癖為傲。我發現她沒有家庭醫師,因為她不明白,也不同意為什麼她需要好幾個醫生。我知道在初次見面的情況下,要說服她同意任何我說的話是不可能的事。她的檢查一切無恙。我請她一年後再來複診。

去年,八十一歲的安女士回診。照她的常規把護士,醫師助理嘮叨抱怨了一圈後;也許沒精力發脾氣了,居然對我出奇的友善。她的乳房檢查正常,但是血壓很高,心跳很快。我給她做了心電圖和甲狀腺功能檢查,確定沒有大恙之後,又再次勸她找個家庭醫師定期看診。她仍然不同意,但是要我當她的家庭醫師。我委婉地告訴她我不是一個家庭醫師,也不得不勸她服用我給她開的高血壓藥。之後的幾週,她居然遵從醫囑地服藥及回到我們的診所複查血壓心跳,直到這些指標降到理想範圍。

今年,安女士八十二歲了。不知是歲月磨蝕了她的銳氣,或是我們診所的服務品質終於達到她的標準,我終於感覺到她的信任。我發現她有心肌衰竭的症狀,說服她照了胸部X光。我說她應該找心臟科醫師看病。她自然是堅決不同意的。我只好給她開了利尿劑,說明用藥的原因,藥效及副作用,並且給她一週後回診。我察覺到她很高興不久又可以回來我們診所。我開始擔心這個對人、事充滿疑心,卻日益孱弱,孤單地住在庭院深深的豪宅的老人家。贏得她的信任,也許是生命裡註定的緣分。也許我應該破例當一次家庭醫師,陪她走黃昏歲月…

這段和安女士相處的經歷,讓我省思「信任」的課題。信任(trust)是人類的天性,是求生存的本能;沒有信任的世界,可能會癱瘓,無法運作。嬰兒信任父母的照顧和愛,得以滋長。行人平安過馬路,是因為信任駕駛人會減速讓路。信任(trust)是有別於信仰(faith)的。信仰宗教,甚至信仰子女(faith in our children),是無怨無悔的,也經常是觸摸不著(intangible)的。信任則是有某些條件的。有時是架構在道德共識及法律規範上,有時是累積在不綴的善意關懷裡。信任是醫病關係的必要潤滑劑。對醫生缺乏信任的病人,是不會遵守醫囑的病人。而不努力贏得病人信任的醫生,他的醫囑是不聽也罷的。一個最聰明的病人應該是願意信任值得信任的醫生,又有幾分懷疑能力,所以能驅使醫師精益求精,好上加好的。

我們所處的這個大千世界,在最富裕的社會,或經濟最快速成長的國家,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似乎愈是單薄。老百姓不信任政府,中產階級不信任有錢人。這些種種,都是其來有自的。人性相對於信任的另一面,也就是疑心;是可以幫助我們檢討、分析過失,從而尋求改革之道。也許各種抗爭聲浪;例如罷工示威,佔據華爾街行動,讓人感到有些不安;卻是造就文明進化必要的生長痛(growth pain)。長遠的希望是重建可信任的公平,公正社會。

今天的醫學科技比起半世紀前(1950-1960)要有很多長足的進步,醫病關係卻是相對的冷淡許多。雖然比起政治界和財經界,醫界仍擁有多數民眾的信任和支持(至少在美國是如此的),醫病信任卻也在逐漸衰微。病人的信任並沒有附設在MD(醫師學位)的頭銜上,而是要靠著不息的努力(包括學術上,及道德修養上)才能贏得(deserve)的。我們都喜歡典型的”安”女士,和平理智,但是吹毛求疵的”安”老太太可能幫助我們看見隱藏的缺點,讓我們精益求精,而贏得最終的信任。

 

胡涵婷   09/07/2013  Bosto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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