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ne是我最喜歡的女生英文名字。中文可以翻譯成”安”，簡潔又完整的表達我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－一個女子在屋簷下就是平安；一個家庭的妻子、母親，是安慰、安穩，是柔順如水，也堅毅如石。這個名字又因為暢銷小說－Anne of Green Gable，增添慧黠、生動的色彩。我對這個英文名字真的有很深的良性偏見，覺得每個名叫”安”的女人，都是嫻雅動人的。偏偏一個令我最感到頭痛的病人居然叫做Anne。雖然她一年只來看診一次，卻足以讓我們整個辦公室人仰馬翻。
Anne在兩年前第一次來看病；是乳癌十五年追蹤。她不滿意她的腫瘤科醫師，決定轉來我的醫院。她的腫瘤很小，是賀爾蒙受體（hormonal receptors）陽性的乳癌。在腫塊切除術（lumpectomy）後，她接受放射線治療，但是拒絕賀爾蒙治療（Tamoxifen），理由是她從不吃藥，八十歲的她，以此為傲。在我進診間看她之前，她已經騷動了候診室及診查室。她是舉世罕見的疑心病人，從註冊報到，等候看診，到挑她認可的診間，樣樣吹毛求疵，樣樣不滿意。這樣虛張聲勢的人，往往是內心很孤單寂寞的。這位”安”女士，頭髮梳理的一絲不苟，適當的眉彩腮紅，看得出她年輕時的亮麗風彩。她的先生已經過世多年，她膝下無兒女。她在抱怨了我們醫院一長串缺點之後，告訴我她忙碌的日常生活。她一個人住在她先生去世後的大宅院；她說她不信任清潔工；每天忙著打掃家裡，很以自己的潔癖為傲。我發現她沒有家庭醫師，因為她不明白，也不同意為什麼她需要好幾個醫生。我知道在初次見面的情況下，要說服她同意任何我說的話是不可能的事。她的檢查一切無恙。我請她一年後再來複診。
去年，八十一歲的安女士回診。照她的常規把護士，醫師助理嘮叨抱怨了一圈後；也許沒精力發脾氣了，居然對我出奇的友善。她的乳房檢查正常，但是血壓很高，心跳很快。我給她做了心電圖和甲狀腺功能檢查，確定沒有大恙之後，又再次勸她找個家庭醫師定期看診。她仍然不同意，但是要我當她的家庭醫師。我委婉地告訴她我不是一個家庭醫師，也不得不勸她服用我給她開的高血壓藥。之後的幾週，她居然遵從醫囑地服藥及回到我們的診所複查血壓心跳，直到這些指標降到理想範圍。
今年，安女士八十二歲了。不知是歲月磨蝕了她的銳氣，或是我們診所的服務品質終於達到她的標準，我終於感覺到她的信任。我發現她有心肌衰竭的症狀，說服她照了胸部X光。我說她應該找心臟科醫師看病。她自然是堅決不同意的。我只好給她開了利尿劑，說明用藥的原因，藥效及副作用，並且給她一週後回診。我察覺到她很高興不久又可以回來我們診所。我開始擔心這個對人、事充滿疑心，卻日益孱弱，孤單地住在庭院深深的豪宅的老人家。贏得她的信任，也許是生命裡註定的緣分。也許我應該破例當一次家庭醫師，陪她走黃昏歲月…
這段和安女士相處的經歷，讓我省思「信任」的課題。信任（trust）是人類的天性，是求生存的本能；沒有信任的世界，可能會癱瘓，無法運作。嬰兒信任父母的照顧和愛，得以滋長。行人平安過馬路，是因為信任駕駛人會減速讓路。信任（trust）是有別於信仰（faith）的。信仰宗教，甚至信仰子女（faith in our children），是無怨無悔的，也經常是觸摸不著（intangible）的。信任則是有某些條件的。有時是架構在道德共識及法律規範上，有時是累積在不綴的善意關懷裡。信任是醫病關係的必要潤滑劑。對醫生缺乏信任的病人，是不會遵守醫囑的病人。而不努力贏得病人信任的醫生，他的醫囑是不聽也罷的。一個最聰明的病人應該是願意信任值得信任的醫生，又有幾分懷疑能力，所以能驅使醫師精益求精，好上加好的。
我們所處的這個大千世界，在最富裕的社會，或經濟最快速成長的國家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似乎愈是單薄。老百姓不信任政府，中產階級不信任有錢人。這些種種，都是其來有自的。人性相對於信任的另一面，也就是疑心；是可以幫助我們檢討、分析過失，從而尋求改革之道。也許各種抗爭聲浪；例如罷工示威，佔據華爾街行動，讓人感到有些不安；卻是造就文明進化必要的生長痛（growth pain）。長遠的希望是重建可信任的公平，公正社會。
今天的醫學科技比起半世紀前（1950－1960）要有很多長足的進步，醫病關係卻是相對的冷淡許多。雖然比起政治界和財經界，醫界仍擁有多數民眾的信任和支持（至少在美國是如此的），醫病信任卻也在逐漸衰微。病人的信任並沒有附設在MD（醫師學位）的頭銜上，而是要靠著不息的努力（包括學術上，及道德修養上）才能贏得（deserve）的。我們都喜歡典型的”安”女士，和平理智，但是吹毛求疵的”安”老太太可能幫助我們看見隱藏的缺點，讓我們精益求精，而贏得最終的信任。
胡涵婷 09/07/2013 Bost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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